首页  > 按期查看 > 2026年第1期 > 
 PDF
 导出引用
“和而不同”:东亚文明互鉴的古典资源与现代转化
作者:
通讯作者: 王喻婷
引用本文: 王喻婷.“和而不同”:东亚文明互鉴的古典资源与现代转化[J].东方文化研究,2026,1(1):11-13.
正文
摘要及关键词
参考文献

一、引言:冲突论之外的另一种想象

讨论文明关系,常有两种简化:或以为文明必然冲突,或以为全球化终将带来同质。前者把差异视为威胁,后者把差异视为待消除的障碍。二者虽立场相反,却共享一个前提——差异与秩序不可兼得。

“和而不同”之所以值得重新审视,正因它对这一前提提出质疑。它主张差异不仅不与秩序冲突,反而是秩序得以维持的条件。不过,若只在口号层面使用这一命题,便容易把它读成廉价的宽容。要真正理解其分量,须回到它诞生的语境。

二、“和实生物,同则不继”:和同之辨的原始语境

《国语·郑语》记史伯论周室将衰,提出“和实生物,同则不继”[1]。他以“以他平他”释“和”,以“以同裨同”释“同”:前者是不同要素相济而成新物,后者是相同要素叠加而至尽。故“和”能生物,“同”则速亡。

《左传》昭公二十年载晏婴说齐侯,以“和羹”与“和声”为喻:羹须“齐之以味,济其不及,以泄其过”,乐须清浊、短长、疾徐相济,方成其美;若“以水济水”[2],谁复食之?这一譬喻把“和”从政治伦理延伸到审美与技艺领域,说明差异的协调是一条普遍原理。

值得注意,“同”在此不是“相同”那么简单,而是指无差别的趋同,其危险在于取消了他者的制衡功能。史伯的忧患意识由此而来:当朝廷只容纳一种声音,衰败便已开始。

三、从伦理到政治:作为德性与制度的“和”

孔子把“和”引入人格修养:“君子和而不同,小人同而不和。”(《论语·子路》)[3]君子的“和”,是在承认差异的前提下求其相通;小人的“同”,是牺牲原则的附和。这一区分把“和”从治国之术转化为主体德性。

与此同时,“和”也保留了制度性的一面。《尚书·尧典》言“协和万邦”[4],《周礼》以礼乐相济[5],礼别异、乐和同,二者互为补充:礼确立差异的边界,乐沟通差异的情感。可见在古典传统中,“和”从来不是无原则的调和,而是与“别”相互规定——先有分位之别,才谈得上协调之和。

这一结构与现代治理有可比之处:多元社会的整合,既需要承认差异的制度安排(礼之别),也需要共享价值与公共情感(乐之和)。缺其一端,“和”便退化为压制或放任。

四、东亚的实践:文明互鉴中的“在地化”

如果说“和同之辨”提供了观念,那么汉字文化圈的历史则提供了经验。佛教东传之初,中土以老庄术语“格义”佛典,难免失真,却也促成了佛教的本土化;天台、华严、禅宗诸宗,皆可视为印度义理与中国心性传统相互调适的产物。这正是“和而不同”的一次大规模实践:不弃其异,故能存其真;能通其同,故能成其大。

朱子学在朝鲜、日本的传播同样如此。朝鲜以“性理学”立国,围绕四端七情展开数百年论辩,形成独具面貌的朝鲜性理学;日本则出现“和魂汉才”之说,林罗山以降的日本朱子学,往往与神道、武士伦理相纠缠,最终催生出具有本土性格的思想形态。同一套文本,在不同的政治社会土壤中长出不同的枝干——这不是接受者的“偏离”,而是文明传播的常态。

更早的例子是律令与文字。日本的大化改新以唐制为蓝本,却保留了氏姓制度与本土神祇;朝鲜的科举取士效法中原,而骨品与两班又自成格局。可见制度移植从来不是照搬,而是与本地结构反复嫁接的过程。文字的传播亦然:汉字东传之后,日本创假名、朝鲜制谚文,都是在“用汉字”与“造己字”之间寻找平衡。这些历史经验说明,互鉴的深度往往取决于接受者转化异质资源的能力,而非输出者的意愿。

由此可以提出一个判断:文明互鉴的成果,往往不是原样的移植,而是“在地化”的再创造。衡量互鉴是否成功,不应看相似度,而应看是否生成了新的、可持续的思想与制度形态。

五、现代转化:从宽容到制度化的容纳

把“和而不同”用于当代文明对话,需要完成三重转化。其一是从德性到规则:仅靠彼此宽容不足以维系差异共存,还须有可预期的规则与协商机制,使差异得以被制度化地容纳。其二是从双边到多边:古典语境多为一对一的劝谏与应对,今日则须在多主体、跨区域的框架中协调,这对程序正义提出更高要求。其三是从防御到创造:互鉴不应止于“互不干涉”,更应通过交流催生新的知识形态,如历史上的格义与在地化。

需要警惕的是把“和”误读为回避冲突。差异的协调必然伴随摩擦,真正的“和”是在摩擦中反复调适的结果,而非一纸宣言所能达成。史伯、晏婴之论,皆产生于政治危机之际,其现实感正来自对冲突的正视。

从这一角度看,东亚近代以来的经验尤可参照。西学东渐之际,中、日、朝三国分别以“中体西用”“和魂洋才”“东道西器”回应,措辞不同,思路相通:皆试图在承认外来之长与守护自身之根之间划出界限。这些方案的历史效果各不相同,但其问题意识是共同的——如何在不对称的权力格局中维持主体性,又不至于走向封闭。这正是“和而不同”在近代的变奏。

同样需要警惕的是以“同”冒充“和”。当强势一方以普遍性之名要求他者趋同,表面上消弭了冲突,实则积累了更深的隔阂。“和而不同”的锋芒,恰在于它拒绝这种伪装。

六、结语

“和而不同”之所以历久弥新,不在于它提供了一劳永逸的方案,而在于它确立了一种思路:以差异为资源而非障碍,以协调为方法而非压制,以共生为目标而非同化。

在文明交往日益频繁、摩擦亦日益具体的今天,这一思路仍具方法论意义。它要求我们既保持对自身传统的自觉,也保持对他者差异的耐心;既不幻想无冲突的和谐,也不放弃对和谐的追求。或许,这正是古典思想能够参与当代议题的方式。

参考文献

[1]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. 国语[M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78.

[2] 杨伯峻. 春秋左传注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81.

[3] 杨伯峻. 论语译注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80.

[4] 孔安国传, 孔颖达疏. 尚书正义[M]. 北京: 北京大学出版社, 1999.

[5] 郑玄注, 贾公彦疏. 周礼注疏[M]. 北京: 北京大学出版社, 1999.

【摘要】“和而不同”常被引作文明对话的中国式表述,但其原初语境是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关于“和同之辨”的政治伦理讨论。史伯“和实生物,同则不继”、晏婴“和羹”“和声”之喻,皆以差异的相济为生机之源;孔子“君子和而不同”,则把这一观念从治国之术提升为立身处世之德。本文梳理“和同之辨”由政治到伦理、由伦理到文明的层次递进,并以汉字文化圈内佛教东传的“格义”、朱子学在朝鲜与日本的在地化为个案,说明东亚的文明互鉴并非同质化的扩散,而是不断“在地化”的再创造。本文认为,“和而不同”所提供的不是消除差异的方案,而是容纳差异的制度想象:它要求以承认差异为前提,以规则化的协商为路径,以共生而非同化为目标。
【关键词】和同之辨;文明对话;东亚儒学;文化在地化;天下秩序
下载
引用本文
文章指标
0
下载次数
2
点击次数
文章指标
出版日期:2026年11月16日